名家王鸿生作为人文思考对象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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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几位重要的哲学家，以及若干重要学科。迄今为止，我们所有的思潮、方法、理论的源头都与这几位重要的哲学家密切相关。我认为，对一个现代人文学者来讲，20世纪潮头上的几大块知识是必须具备的。

第一是宏观历史社会理论。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为这一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宏观社会历史理论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宏观现象能够做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而且能够提供比较完备的框架、概念和系统。

第二是现象学的知识。20世纪的西方哲学，归纳起来可简称“两大一小”，即两大股潮流和一小股潮流。两大，一个是现象学，一个是分析哲学；一小是什么呢？美国的杜威主义，过去叫实用哲学。实际上这个翻译不对，现在叫实验哲学或者实验主义哲学。其中，与文学艺术研究最亲密的是现象学。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开始，他的意识现象学，然后存在现象学、价值现象学，梅洛庞蒂的自觉现象学，包括英加登的现象学美学。整个语言学转向以后出现的符号学的现象学，罗兰˙巴特、德里达，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倡导“交往理论”的哈贝马斯，这一批人通通都受到了现象学的滋养。

第三是符号学的知识。这是20世纪的一个新理论，牵涉到整个现代知识或者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20世纪以后，哲学开始和语言学、符号学结盟，符号学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研究领域，我们不可能不触碰到符号学、语言学的研究。从事文艺评论、理论相关研究工作，符号学的相关知识无法回避。

第四是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的学说在今天看来有很多谬误，他的后继者也一直在发展修改，不管弗洛伊德的理论本身如何，关键问题是他提出的无意识领域这个概念，对西方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震荡。这个理论把欧洲人自文艺复兴以来，经过启蒙运动所建立起来的关于人的信念彻底动摇了，这是思想史上的一个大事件。

这四大块知识作为理解20世纪的思想储备也好，理解当代的文化艺术现象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背景性知识，其后出现的很多新流派，都是从这四块里互相嫁接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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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有很多敏感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哲学家、诗人，还是剧作家、文学家，他们实际上已经对灾难的临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创作了很多作品，也出现了一系列很著名的文化意象，比如城堡、铁屋子、荒原、废都。

在哲学界也有一些重要的意象，比如尼采将现代世界隐喻为“兽栏”。他说，现代世界是奴隶道德的产物，基督教统治西方世界的历史太长了，从公元四世纪开始，罗马帝国就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从此基督教一头独大，政教合一，基督教把人驯化，使欧洲人变得软弱，所以尼采把现代世界看做是基督教奴役道德的产物。基督教这个兽栏把人类关在里边，控制和驯养那些强健的生命，使其衰弱坏朽。尼采看到了欧洲的衰落，他要重振欧洲文化，恢复那种精神生命力。所以，尼采认为必须摧毁基督教。尼采的影响太大了，现代激进主义的一切思潮的源头都跟他有关。

还有一个意象就是海德格尔的“深渊”。他认为世界不是单一的，而是天地人神的四重合一，人实际上是在和天地神的这种交往中来构成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以人为中心，万物被奴役，天地隐蔽诸神退场，生存的根基没有了，造成现代人“无家可归”。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就是福柯的“监狱”。福柯把现代社会解释为一个全景畅视的“监狱”，到处都是摄像头，这个监狱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人类已经成了一个被监视者，但是我们还是在不断地编织这个自我监视的网络，所以世界就是为了把人弄成一个个被驯服的肉体。

从文学到哲学，提供了这一系列的意象，基本感受都是危险的信号，20世纪诸多知识分子都意识到了人类社会、生命精神发生了巨大的危机，20世纪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危机性的概念。20世纪人类在各个方面取得很多辉煌成就的同时，又隐含着巨大的危机，他们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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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危机主要是精神危机，是儒学危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的信念，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而这一信仰在今天也遭遇到了怀疑。时至今日，我们每个人都能深深体会到精神危机的深重感。而这一危机的核心，以西方为参照，就是所谓的“上帝之死”。西方有一系列的死亡概念，先是提出“上帝死了”，接着又提出“人死了”，就像我们文学理论里面讲的“作者死了”。人死了，作者死了，后来说知识分子死了，“死了”的这个说法络绎不绝，意味着一种危机的表现。那么，“死了”这个概念的前提，核心部分就是“上帝之死”，对西方人来讲，这个“上帝之死”是有不同解释的。

第一种说法，认为上帝本身是一种超验存在，他在经验之上，从来没有得到过证实，谁都没见过上帝，上帝只是一个词，一个词语，这个词又是空洞未明的，那么随着现代哲学对形而上学的瓦解，上帝存在的基础也就瓦解了。当然，这种解释是从反形而上学的这个角度提出来。上帝空洞未明，根本不是一个经验对象。

第二种说法，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阐述，认为过去人类太孱弱了，所以需要一个权威，需要一个“父亲”，上帝是作为一个永恒形象出现的。所以，按照精神分析学的观念，就是说上帝是人类恋父情结的一个投射对象，那么到了20世纪，人类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不需要一位年迈的父亲来进行监护了。这种说法认为人类的心智已经成熟到不再需要监护的阶段了。

第三种说法，把上帝看成一系列文化构造的产物。上帝实际上是被文化构造出来的，是一种文化的延伸物，是作为一种价值依据而存在的，所有的价值解释都必须以上帝为原点。它是一个文化构造，必须要有这么一个原点，但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摧毁了这种文化构造。上帝在现代技术的冲击下，它的价值原点不在上帝这个对象身上了，这又是一种解释。

上述三种学说，都是解释上帝之死的原因。那么还有第四种看法，他认为上帝没有死，而是将上帝解释为一种神食现象，就像日食月食一样。这个所谓的上帝之死，是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障碍了人和上帝的交流与沟通，上帝其实没有死，他只是退场了。黒格尔的哲学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样一个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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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中国的儒学凋零，还是西方的上帝之死，说明传统社会的信仰支柱在20世纪都崩溃了，一个个精神文化世界的支柱倒塌了。上帝之死也好，儒学凋零也好，所反映的是中西方的文化困境。从根本上来讲，是由于人类的信仰根基被动摇了，或者被摧毁了，需要重新去寻找。而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从根本上来讲是由于工业革命带来了现代性社会的展开，生活世界的全方位改变所引致的。那么，我们现在遇到了现代性、全球性的瓶颈和危机了，这样一种巨大的变化的根源是什么？

首先，源于科技的发展。20世纪技术发展突飞猛进，迄今为止，人类发明了非常多的技术，但却并不了解技术，不知道技术的本质是什么。技术的本质是暧昧不明的，技术将把人类引往何处？我们不知道。我们当然不是反科学主义者，我们需要科学技术，技术也无所谓“好和坏”，“对和不对”。在这个问题上，海德格尔的说法很深刻，他说技术是人类的命运，不管技术好坏，不管他带你往哪儿去，现在你遭遇技术，这是人类的命运。但是现在问题出在技术中心化了，危机不是出在技术，危机出在这个技术中心主义。

其次，是因为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在交通不便、资讯不发达的人类社会阶段，商品交易是没有中介的，都是直接贸易的。但是市场世界化、全球化以后，增加了一系列的中介环节，大规模的物流方式和利润的层层配置，把整个世界组装成了一个市场的巨无霸，世界实际上成了一个“大市场”。

再次，是世界的符号化虚拟化。改变世界的实际上是技术，我们不能忽略它。资本市场的流动里也有大量的经济技术，还需要配套的一些物流技术，没有这个方式的话，资本流动搞不成。技术本身也被符号化了，也即技术通过符号形式来重新结构这个世界。

这部魔幻戏剧的主题，目前来看就是全球化，顺着这个主题挖下去的话，挖出来是人类辉煌的远景？还是人类集体奔向深渊？谁都不知道，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演员，都在其中扮演着某一角色。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现代技术带来了很多负面问题，我们也正在遭遇诸多现实危机，概括出来有这样几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风险”。这是欧洲著名的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的概念，他的研究结论是20世纪形成了一个“高风险”社会形态。就是说，你选择做任何事情，做任何选择，都带有博弈性质。这里边是两个问题，第一，一般的人缺乏博弈技巧，第二，一旦发生风险，大多数人都不具备承担风险后果的能力。这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人们普遍感到缺乏安全感，所谓的风险就是安全感的丧失。我们知道安全感是生存活动的最基本的要求。风险社会的来临让人类安全感匮乏，人们对世界失去信任，失去信心。这些问题一定会投射到精神层面和心理层面。

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不平衡。在20世纪，不平衡现象是普遍存在，而且是在加剧，无论是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还是人和人之间，发展都不平衡。仅仅由于自然条件不同而造成了一些不平衡，还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问题是现在的不平衡，有极大的人为规划因素在内，这种不平衡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有意造成的，是人为规划的。所以这也造成了一个精神现象是什么呢？就是人类支配事物的能力越来越强，而评价自己生活的能力越来越弱了。通常的说法就是幸福感，物质上丰富多了，但是幸福指数很低。人类的物理智慧已经远远的高于了他的伦理智慧，占有事物的能力远远大于获得幸福的能力。

第三个关键词是失序，失效。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但是这些法并不是自然法，而是成文法，刑事法，现代社会的管理治理依赖法律，而且非常强调程序的合法性，这就造成我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格式化了，因为外力太强，所以人们往往没有明确的内在生活动力和生活目标，内生性的动力受到抑制。更重要的是，社会治理失效造成了大量的难民，难民是一个直观的现象。

无论是风险也好，风险社会也罢，内外的不平衡现象也好，失序失效也好，这些问题都已经开始导致形形色色的社会冲突，无论是阶级、种族、性别、信仰、观念，这些方面的冲突，说到底仍然是人类内部的冲突，并且这个冲突从来没有中断过。现在更大的危机是由于技术力量的介入，导致了人类与大自然的冲突，人类内部的冲突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人类和自己赖以生存的大地发生了冲突，这就是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在大自然面前，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是债务者，都是债务人，都是欠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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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提出了一大堆的20世纪的问题、特点和现象，那么，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理解20世纪呢？

我觉得需要强调的是，要以我们中国传统来看待20世纪。陈寅恪先生是一个有原则的史学家，陈寅恪对历史的理解很精辟，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说法，叫“了解之同情”。如果要把这个原则具体化，用到我们的历史叙述和历史研究里边去，就会形成一些基本的理解历史的伦理原则，我将之归纳为以下几条。

第一条原则是平行取位。对历史进行仰视或者进行俯瞰，其实都不能深入历史。按陈先生的说法，要与亡者处于同一境界，与历史上的这些人要处于同一境界。

第二条原则是设身处地。为了去除对历史理解的隔膜，或者一种表面化、肤浅化，你就要以对象之思、用意和难处所思，要考虑到在具体的历史境遇中间，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间的人的活动。对他的难处、用心，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都要有非常具体的体验把握。

第三条原则是诚实节制。必须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寻求真相不能完全靠推理。这是历史学家们要特别遵循的一种原则。

第四条原则就是要和历史神契。和历史打交道要有一种精神上的默契。神契求证，就无法排除合情合理之想象，但是这种想象，前提是要和你研究的历史对象境界相当。

第五条原则就是忌主观。主观是特别要忌讳的，绝不能以己度人，已今取古。站在今天说话不腰疼，那往往会流于肆意揣测，穿凿附会，改著注伪而不自知。

我们理解20世纪的原则方法，从中国的历史研究经验来看，陈寅恪先生的这几条原则我觉得还是很管用的。尽管如此，但是由于经验、情感记忆、历史参照系、知识参照系、价值参照系的差别，人们可能还是难以达成共识，或者基本的一致的判断，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到三个尽可能。

第一，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的多重面相。历史不是单面的，有多重面相。第二，尽可能解构不同向度的话约式描述。就是说对那种特别简约化的教条主义的记述，一定要学会解构，从不同向度的话约叙事带出更丰富具体的历史细节描写。第三，尽可能避免选择性记忆、选择性叙述所造成的偏执感。人们往往是选择性的记忆，选择性的叙述。然后自我强化，越来越偏执。要克服这种偏执，克服这种选择性记忆，就要增强我们对复杂事物的兼容能力。我们要能够敢于去兼容不同的事物，严肃的思考是把不同的声音纳入到自己内心来，将对立面的合理部分移到自己内心来争吵，一定会获得比较真切，比较深刻的历史观察和历史感受。

（根据上海戏剧学院中国文艺评论基地“戏剧评论研修班”专家讲座整编而成，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博导）

编辑：吴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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