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是两千年前非常著名的哲学家，现在我们认为他是西方哲学的奠基人。西方哲学都是类似的分析性头脑，分析性思维。
苏格拉底在与他的学生或同道进行谈话时，会运用一种比较特殊的对话形式来启发他人获得反省，或者是一些新的内省。他不是常规地给学生讲课，而是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与学生或谈话的人进行交流。
首先他让对方就某个话题进行陈述，先拥有一种观点或一种立场，然后苏格拉底通过技巧性地提问让对方陷入自相矛盾中。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就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这样新的想法就会浮出水面，这样大家必须依据逻辑的原则对矛盾的部分进行讨论。如此，苏格拉底通过质疑，否定了那些大家习惯性地接受的知识，或者说他否定了那些传统智慧，世俗观点。
比如，苏格拉底通过这种方式让他的一个学生去思考“勇气不一定是一种优点”。而在此之前，这个学生是一名希腊勇士，他理所当然地相信勇气就是一种优点，但事实上勇气本身也会煽动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不假思索地鲁莽行事。
我们就可以看到，苏格拉底让这名学生可以运用自己的逻辑来得出新的结论，这个策略也被称之为疑难或者难题原则。
在希腊语言中“难题原则”这个词本意“疑难”、“困惑”，是描述一种无法表达的情绪、痛苦以及疑惑。
这样一种技术，故意让人对其原来的想法产生疑惑、怀疑或者说是不安。
现在我们来想一想，刚刚说到的苏格拉底和精神分析有什么联系。
我们必须要同意苏格拉底的观点，只有暂时地经历了一个不安与不适的阶段，而且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且是必须经历的阶段，才能够出现改变。因为心理治疗，就是要寻求一种改变。在我们的治疗中同样可以看到，重要的时刻是往往能够促进我们真实的认知与情感转变。
在精神分析中，这些困难情景就象征着希腊语中的那个“疑难”——只要它们带来不安、困惑，以及不能理解。
通常一开始会让人感觉到僵局，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当然啦，我们自然并不想直接去扰乱我们的来访者，因为我们是在一种信任的氛围及安全的感受中去工作，并试图使我们的来访者感受到安全并且能获得帮助，但是事实是只有经历了一定数量的怀疑与不安体验之后，改变才有可能发生。
因此我们往往是在一种紧张的氛围中工作，一方面我们试图创造一种没有害怕与不安全感的关系，另一方面呢，我们旨在质疑来访者长期存在的体验、思考与情绪方式，这必然会人为地产生不安全感。
此外，今天哲学是基于“存在是一种情绪体验”，我们知道人类的动机不仅仅是基于意识层面的想法，还有许多潜意识层面，包括既往与他人关系所获得经验的影响以及塑造驱使。
现在我们使苏格拉底的方式类似于合理化，或者是智力化，因为苏格拉底与对话者、假设他们正在讨论勇敢行为的真实的意识动机。
就如同在勇士故事中所见到的一样——当然他是勇敢的，因为他把勇敢当成一种美德，他认为这种美德值得培养。所以我们看到想要改变行为的动机是令人怀疑的。
当然可能这个例子没有什么代表性，它只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分析领域中，我们知道这种认知的考虑通常不会带来改变，因为来访者真实的动机被隐藏了，分析师只看到了与动机有关的线索，仅仅是看到一种特定类型的行为，或是非理性的、道德上令人反感的行为，它距离对方真实的改变，其实还蛮遥远的。
此外，苏格拉底认为理性思维本身就决定了对话的过程，而我们现在知道双方的关系，其实起了积极的决定性的作用。当苏格拉底的同伴通过智力水平的再评估而体验到一种心理冲突时，这不仅是由认知思维所导致的，也是基于关系的本质，这样的一个原因，关系发生了改变。
按照学生如何去看待苏格拉底，角度不一样，学生获得的内省力的视角也不一样。
比方说一个学生他非常尊重苏格拉底，希望从这个伟人那里学到知识，他跟一位把自己与苏格拉底平等相待甚至认为自己水平更高的市民。将这两者相对比，你可以看到他们对苏格拉底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对于前者，这样一个学生，可以想象他对自己的想法产生怀疑或者不安，不会导致他太多的不安全感，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去发生一些改变，取得一些进展，并且这种变化与他的自我概念是吻合的。
而对于后者，那样一个市民，他的不安全感可能会被放大，因为他的个人自我价值以及同一性受到了破坏，归咎为这种不安全感。
但是事实上，我们在现代治疗中运用的苏格拉底式的方法，正面临着一个需要重新去订定它，因为只有经过一个艰难的通道或者路径，伴随着一种不安以及类似情绪所困扰，再实现重新定位。这就意味着精神分析中出现的困难情景其实是治疗本身固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说它是可以避免的，或者是一个不必要的另外的企图。
为了揭示潜意识思维，他不仅仅需要提供技术，还需要一种特殊的方法，来得出一种无形的、难以言喻的心理解析。
当逻辑意识的意图和意识的场景变得不那么重要时，就会更有机会来影响这样一个互动/分析的过程。
因此，作为精神分析师来说，提供一些非常规的答案，来用于回答来访者的提问：他问你所要求的，你必须要提供给他的，你给他的是一种非常规的回答，这里就是使得分析师的一种节制原则。
或者我们允许什么样的思维以怎样的混乱的或者非逻辑的方式去进行交流，这一点对应的是自由联想。
因此我们就给潜意识共进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它来塑造这样一种治疗场景：一开始我们是操纵整个治疗场景，让他变成一个困难的情景，在这个过程中呢，治疗师和病人彼此都感觉到不安全，因为他们不知道事情的结局会如何。
他们也不知道这样一种混乱是否会被重新组装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有意义的结局。
当然这种场景让人不安，特别是治疗师，因为人们对他的期望，还有他自己作为一名治疗师，他觉得他应该是一名专家，他要为治疗承担责任，但是这正是心理治疗中的僵，也就是要抛弃熟悉的传统的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一种关系，然后治疗师和来访者一起进入到一个困难的情景。
这些是由焦虑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分析性心理治疗的设置，这种设置本身就是要由焦虑来产生，那么在最初的咨询中它特别有效。在咨询的开始，这样一种类型的对话是全新的，它必须由机智的、高度敏锐的心理治疗师来操作、导入这样一种对话。
老师会给大家一个例子来具体解释这点内容，这样一个例子是关于初始咨询的案例。
这样一个来访者六十岁出头，是一个绅士，律师，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他来诊是为家庭方面的一些问题寻求建议，他的困惑是他与自己的大儿子存在一些矛盾。
他和大儿子长期抗争，大儿子也不听他的话，他们之间经常存在长时间的沉默，互相谁也不理。
当时这种初始访谈是在炎热的夏季，尽管如此，这名男子几乎是穿着职业正装，而且他一开始用精心准备过的讲话来描述他来访的原因，此外他还给访谈者看他写的那些笔记，来纠正一些事实来使得它们变得更加准确。而事实上呢，这些心理学内容与他所说的内容是完全不相干的，他也有点惊讶，因为访谈者对他的那些笔记也没什么兴趣。
在不到二十五分钟的时间里，他就已经谈到了他的家庭关系，他谈到关于他的妻子和他年幼的和已经成年的孩子，除了他们的出生日期以外，他几乎没有提供其他的亲戚，然后他就结束来他的汇报，充满期待地看着他的访谈者。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这个男人如何使用自由地非结构化的场景来构建他的安全感，他是用一种他熟悉的方式来进行一种访谈，从而确定“在这里由谁来负责”，此外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专家，与治疗师来进行讨论，因为这是他熟悉的惯常的模式。
这样他就克服来由不熟悉场景所带来的不安全感受。
他通过自己以往既定的良好模式来管理这种不熟悉的场景和感觉时，他惊奇地注意到治疗师对他的笔记没有表现出兴趣，他发现自己又面临着不安全感，这个就是在这个案例中我们提到的他第二个不安全的时刻。
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些新的看法时，我们就知道这些时刻的重要性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一个寻求帮助的人，不再是一个掌控的人，而且他就要面临着第二次的惊愕的时刻。
那我们最好把这种情形翻译为，他会这么想：你怎么会不像我那样想呢，你为什么会表现得如此不同？
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关系层面，他不再是一个需要得到控制的抽象场景，但是在这里面他面临着一个人用他认为不合适的行为方式来对待他，整个事情就变得更加具有个性化、或者说个体化。
在这个例子中，有一点我们没有提到，就是治疗师他自己的视角，他自己的观点。其实到目前为止，治疗师本人也是不安的，如果他是像一个普通内科医生对待病人那样处理这个初始访谈一开始的情景，那么他也会感到安全，因为他也会知道病人期望什么，而且他也会知道病人会考虑他的建议，接受他提出来的那些步骤。
但这样的话，治疗师本身也会处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但是治疗师也需要冒险，因为他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他无法预见到在这种情形下这个来访者会怎样应对，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个病人和治疗师建立给的关系会给治疗师带来怎样的感受。
我们会继续用这个例子，给大家说明这样一种关系它的性质以及它的构成。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治疗师是如何来处理这种困难情景。
治疗师对来访者冗长没有成效的布道式的谈话，是有一点被激怒的。他现在对这样一个律师的印象是，觉得其毫无生气，且非常刻板。
因此他就用一种故意地友好和温和的方式来询问他：是否对于孩子们，特别是对儿子来说，有这样一个成功地、称职的、无法被别人超越和接近的父亲，这些孩子们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不会有什么问题。
治疗师这样的询问时，就出现来一个令人惊讶的转折，治疗师利用他的不安全感及不安、可以说有点愤怒地这种感觉，以他这样的两种感受，与来访者的儿子建立来一个连接——我们可以假设在这一时刻，他认同了来访者的儿子，他把自己放在了来访者儿子的位置上，然后使这样一种情景变成了治疗中的谈话主题，来访者向治疗师寻求建议，这样一个有意识行为，它背后的潜意识场景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特定的父子关系，这个内容是来访者带到治疗中来的，但是治疗师往往是非常熟悉这样一种情景的，因此治疗师可以对此进行联想，现在治疗师就运用这种困难的情景，来把他引入到一个相关的个人主题内容上一定是因为这个内容或者是治疗师的一些感受、联想触碰到了来访者的一些问题，而不仅仅是基于他提供的那些事实本身。
我们可以来假设，这样一个问题，治疗师进一步加重了来访者的不安全感，因为这样一种质询，是来访者不熟悉的，而且也是让来访者觉得不安全的，并且这样一种询问也是触碰到了一个非常私人的关系层面，所以使来访者会感到一种困惑。
那么这样一个病人他是怎么处理这一一个新的困难情形呢。
一开始来访者被这样一个意外地、表面上是无关地观察，就吓了一跳，随后他就抬起头来，开始自由地谈话。
这个来访者控制他不安全感的方式，就是允许他自己处理他的恐惧，及为自己打开一些新的可能性，所以他就能够变得开放一些，不那么狭隘，思维不那么狭窄。而他就有一种新的方式，变得开放去谈论。
接下来我们需要来查看分析师思考和解释的方式，在这里我们需要近距离地观察分析师思考和解释的方式，治疗师和来访者都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种困难的情景中，治疗师的任务是对之进行处理，使来访者获益，对于精神分析师来说，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引领对方获得一些领域或是新的方向，以及会获得一个最大承诺的解放。
当来访者能继续处理内心的情绪，治疗师应该利用此对情景来进行重新安排，治疗师的任务是理解来访者，以揭示他在这样一个场景中的表现，因此他必须使用一些材料来帮助来访者洞察自己潜意识的动机。
治疗师看到的场景就如同是由来访者所创造的，治疗师要用不同寻常的方式将这些材料交织在一起，同时同治疗背景中领取其他的一些材料，并且把这些材料彼此建立新的连接，把他们组合到一起，从而就可以得到这样或者那样的结论。
因为今晚时间有限，所以不能进行更多详细的解释，但是我想在这里总结一下。
分析师是以来访者为中心，用一种创造性的重新组构的方法来处理在治疗中呈现的材料，就好像一幅画已经被拆碎，但是可以被重新组装为一个新的东西，我有时候喜欢把这样的工作称之为拼图工作。
它需要分析师或治疗师允许自己内心自由，然后用一种有趣的方式来处理这些材料，消除混乱，并且重新把它组建为一个新的东西。
这个话题暂时停下来，会回到有关困难场景这个话题的讨论。
对心理治疗师来说，在我们的工作中，有些情景我们认为是特别困难的，虽然出于设置，治疗总是有些不安全感，但确实会出现一些令分析师感到异常艰难的场景，对于这种场景我们还缺乏有效的方法去把它（特别困难局面）和“正常困难局面”做一个区分。
我们虽然缺乏解决的方法，但我们可以意识到这是一种特别困难的场景。
有些时候往往是治疗师突然捕捉到一个与关系有关的某个时刻，这个场景被某著名分析师S称之为“现在时刻”。
“现在时刻”出现了，它就迫使分析师去采取行动。他描述的这种特别困难的场景，即“现在时刻”就是说，比如来访者突然问你，你爱我吗？或者说像我们前面举得例子一样，这个来访者在叙述的交谈中非常详细又很有序地列出有关他的主要诉求、个人史等种种细节，然后满怀期待地看着他的专家。
出现“现在时刻”你很难用某种方法去处理，分析师必须在这样的一些条件下进行分析工作，也就是他处在强大的压力下要采取行动，或者说要在一个充满感情色情的气氛中保持专业性。
人们会意识到治疗师为了能够确定这些材料并且运用它们，他必须要对这些材料本身保持一定的距离，距离应该是伴随着一定的随意性，能够允许治疗师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些材料，去尝试拆分他们不同的成分。
像这种游戏或者是拼图，这样一个概念所提示的，依据分析师和来访者所提示的情况，会存在几种拼接这些材料的可能性。但有一点是需要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去确保的，就是在特定场景中独一无二地去运用这些材料，而避免单纯地使用知识去处理材料，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容易去进行解释，所以你需要等待，需要去观察，这在特别困难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尤其困难，但是这种互动、或者治疗会达到一个点，甚至是这个点会让你觉得更加压迫，更加有侵犯性，给人带来困难，而这一切都不能保证分析师能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在我来看，关于这种困难局面，这样的一个观点，其实是非常明显的，确实存在这种状况。
一种强烈的情绪可能会让人恐惧，而且是用迫于压力来让人采取行动，虽然如此治疗师还是必须为来访者或者病人的行为找到一种解释，而非这种场景本身的原因，这种解释还需要使病人获得一种领悟。
为了说明这些特别困难的情景，我来给大家举一个分析性治疗的例子。
这个关于困难场景的例子的是来自一个分析性治疗，这个分析性治疗是每周两小时，这个病人是一个男性，他来接受治疗的原因是他有发作性的暴力行为，还有关系方面的问题。
这个病人他已经治疗来6个月来，每周两小时，在这六个月当中我们已经谈论了很多关于他使用武力的倾向，分析他出现暴怒的场景，他往往会在感觉受到对抗的情况下使用暴力/比如他遇到老年男子，因为速度慢或存在其他方面的功能障碍挡住他的去路，他必须使自己保持冷静，不让自己对老年人做出身体上的攻击，但是有一天晚上他酒后打了人。
我们知道，老年人的无助感会让他的暴力倾向更加恶化，他承认自己这种无助感来自他自己曾经的经历，当时他的母亲会打他，或者离开他几个小时，他就在窗口等着妈妈。
他把这种无助感体验为一种阻碍，这种无助感经常会导致他在考试或类似的场景中出现恐惧。因为这种恐惧让他竭尽全力逃避去做公务员，如果他不去部队服兵役，他就必须去做公务员，但他拒绝这样做。
当时他要求我，作为他的分析师给所在的部门写封信，证明他不适合做公务员，我一直拒绝写这封面，因为我觉得没有理由，而且还作为治疗师还描述到遵循节制的原则，正因为如此，这个病人会经常表现得很暴怒，有时候是比较抑郁，他的情绪中交织着顺从和憎恨。
这个病人的父亲已经离开家来，但父亲仍然和病人保持联系，他的父亲会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来对待他，而且影响到儿子要经常去抗拒母亲的规则，如果他不去抗拒的话，他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在病人还不到10岁的时候，他父亲就给来他一把枪，这个枪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枪去打鸟，也可以用这个枪去严重地伤害人，
讲到这个内容，作为治疗师，我的印象是，我们对于这个证明性的争论与他潜意识里与父亲的关系有关，也就是说，他认为他不需要服从任何规则，这就意味着他不必要去做那个公务员，他也可以不同意分析师的意见，因此他会发现自己处于相当无助的状态下。
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病人就经常被单独留在家里，当时他内心有很强烈的感受，而且没办法去控制他的感受，他也没有什么人可以与他交谈，因为在他的家庭中进行对话是很不正常的，在他家里面，行动往往是多于交谈的。这个人长大后成为来一个学者，但他从来就没有观看过一部喜剧表演，或去到一个博物馆进行参观，所以治疗的有效就体现在他能有很多机会来讨论他的状况，讨论他的感受，经过治疗，在他的人生中，他第一次就到剧院去观看演出。
当然这是他获得的一个发展，他也能够去谈论他的暴力幻想，谈论他强烈的愤怒，也是他取得进展的一部分，随着言语表达感觉以及分析他所经历的无助的情景，他现在可以很好地控制他的情绪，去接受他内心那部分无助感，这个无助感是被那个年老行动无助的老人（他觉得老人挡了他的道）这个无助感被唤起。
但他的父亲依然在那里，在他心里不知不觉地要求他要不受规则的约束，而且要置对手于死地。
当我们明白了在治疗中的这些方面，就能化解他内心那种爆炸般的场景，因为这种父亲的要求再现，有时候会破坏一切，就如同下面发生的。
出现的爆炸般的一幕是这样的：这个病人有一天冲到我的办公室，然后他把一包生肉就“砰”地摔在了我的办公桌上，他情绪激动地声称他要把超市里的一家店解散。我作为分析师就感受他的这份攻击与暴力，我的心脏猛烈地跳动了一下，由于他像往常一样地坐下来，把肉摔在了房间另一边的桌子上，位置就处在我们的分析之外，这就帮助我保持一定的距离，我就有了这份思想的自由。
我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处理让我害怕的一些原始情绪，但幸运的是它们被包裹起来，现在正趴在另一边的桌子上。
这个病人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比喻，然后和他自己联系起来。他谈论他在偷这包肉的时那种无助感，虽然他考虑这样做是有风险的（之前的确因为偷东西被抓过一次），但但是很自然地，我们可以解释为这是他父亲的潜意识的要求，使得他忽略了所有规则，导致了这样一个偷窃的行为。
这也可以解释为因为他的僵化是表示出对治疗师的愤怒。这样的一幕帮助病人夸大了他的强大，而不是将他的情绪言语化。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父亲对他进行的一直延伸控制，导致他做出来危险的犯罪行为。
还会有其他的特别困难的场景，它们的出现是由完全不同的原因及现象造成的，这种特征让人觉得没有什么感觉，或者是有一种麻痹瘫痪的感觉。
讲到这一点，我就想到了今天下午在病例督导组上报的一个病例，病例进行的情况很像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这点——治疗停/卡住里的这个局面。这种状况都是在治疗进行中停滞的表现（停滞是指没有往前进展，只是重复同样的主题或者关系），而更困难的是，在治疗过程中，谈话很有趣，双方进行着好像很有成效的工作，但没有取得变化和进展。在这种情况下，你就需要一个时间，然后直到能够明显意识到不安或者既有的情绪，因为这样的情绪需要获得一个最大程度的安全感，之后的话才能体验到这种不安会和这种既有的变化。
治疗双方对于治疗的情景和主题其实非常熟悉，他们彼此了解对方，没有人会觉察到不安，这样的治疗情景让人觉得太安全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一定有些什么地方是不正确的。治疗师会觉得没有什么变化：我们会想我们在这里做什么，这样的特殊困难需要你再次睁开眼睛，来重新识别那些隐藏的故障或者隐藏的鸿沟。
这里会有一个例子来具体解释。
来访者是个有25年暴食经历的女病人，在此之前她已经有过两次长程的心理治疗，这次治疗她接受的是为期两年，每周四小时的精神分析治疗。
在接受精神分析的第一年，治疗师就了解到来访者的很多情况，知道来很多她童年及现在的生活信息，病人用很老套的方式来进行叙述，很显然她的童年成长在比较传统的环境，她会看到动物的出生、死亡以及被屠杀；另一方面她的童年也充斥着严苛的教育方式，她会非常生动地描述上帝的诫命，作为孩子她们如何得到关心或是没有得到关心。在孩子的幻想中，这些诫命是非常丰富的元素。家庭的饮食习惯是有点重口味的，什么都吃。
病人有一个同胞姐妹夭折了，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创伤性事件，她对随后新出生的那个孩子产生了内疚感，因为她会对出生的孩子有一种羡慕嫉妒的感觉，导致她有内疚感，由于这件事情，她就被迫对一切都吞下去，包括忍气吞声也好，或者把一切都要吃进去，吞下去。
在分析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她都是谈论和她诫命有关的那些体验，有时候是像一种超现实的丰富幻想，她谈论她的主要的症状啦感受啦问题啦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她把所有的这些情绪都很模式化地表达出来，把它们联系到她的童年经历，比如她羡慕嫉妒她的姐妹兄弟，还有这种被压抑的攻击性，所有的一切都是有错的想法，导致她认为一切都是丑的、坏的、不恰当地。
她遇到一个特殊的问题，这个特殊的问题就在他们的治疗中谈论了很长时间。
这个问题就是她觉得她找不到合适的鞋子。
要么就是她的脚太大了，要么就是这个鞋的款式不是她喜欢的，或者是其他的抱怨，总之她要么去抱怨、指责自己的脚大，要么就是指责鞋厂只设计某些特定尺码的鞋，这种类似的不满，来来回回占据了很多治疗时间，
治疗师的任务就是恒定地帮她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和来访者有关的这部分，比方说会指出她对自己有不满，或是指出她对自己有完美外观的理想化期望，完美父母的理想化期待，或者说她想要拥有完美的脚，让人们嫉妒她。
她想要有这样一些幻想去制止这样一种咄咄逼人的屈从，她不愿意屈从现状。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努力会有一些结果，这个病人她会变得平静，在接下来的治疗时间里她也能与她自己和谐相处。
这个病人剩下的问题就是她仍然以这种暴食的方式来处理这些新的一些领悟或者说解释，她还是有暴食。她一次又一次地来到治疗中，每一次都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地那样从头开始，每件事情都必须被再次讨论，很糟，然后再去修通。
我们无法否认的一点是，分析师和病人他们的工作就停住那里，长远来看，这是不利于治疗的进程的。
这就好像是留声机，如果说碟片有破损，它就会卡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放重复的内容。
对于分析师而言，显然他必须倾听，而且需要运用他的较高水平的分析技巧去处理这种局面，到目前为止，已经被理解的部分要把它丢弃，拿开，或至少要放在一边，因此分析师身体上就有一个变化，他靠在他椅子上，然后安静地北京中科医院骗人北京哪里治疗白癜风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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