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治疗实践指导93治疗结束后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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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治疗结束后的观察

从前面这个梦能明显地看出，唐娜的治疗帮助她建立了对自己作为一个人更为积极的感受，无论这个人有没有精神障碍都有资格获得养育，这个人也可以以恰当地、解决问题的方式为自己抗争。她的客体恒常性和自体恒常性都有所提高。她调节情绪的能力有了实质性的提升，伴随而来的便是见诸行动的减少。她能够将他人和自己视为包含了负面和正面特征的整体的人了，她也能够体验和容忍相互矛盾的情感了。她能干地处理家庭的困境，而且和她的双亲相比，她对女儿实在好得多。她和我都认为我们成功地打破了创伤反复重现的循环，这种创伤早在她能够去探索之前很久就已经是她家庭的特征了。

在和我进行治疗期间，唐娜所经历的最好的人格转变恐怕莫过于她有了幽默感。曾经，偏执性的冷酷形象只有在偶尔的尖锐讽刺时有所缓和，现在，她会对自己的弱点进行充满智慧的诙谐评论，也乐于用我的弱点来和我逗乐了。除了当她陷入惊恐、或陷入促使她给我打电话的特殊事件以外，她是我所认识的最风趣的人之一。事实上，甚至当她真的惊恐时，她的幽默感也没有完全离她而去。她在几年前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她非常害怕，女儿一个朋友的父亲将要以可怕的方式报复她，因为在那个男孩欺负女儿时，唐娜严厉地斥责了他。她以那种旧有的无助语气祈问我“我该怎么办？”。我建议说“噢，你可以考虑道歉。”她立刻就开心了起来。她大声说“我从没有想过这个！这应该管用。你看这就是我想和你保持联系的原因，你太有用了。”(这类以我的立场给出的轻率建议不是我在治疗期间的风格，但现在，我们已经结束唐娜的治疗很多年，她和我建立了一种更加放松的谈话方式。)

在过去十年中，我和唐娜会有平均每年4、5次的谈话，有时候是她因为某事而心烦意乱，有时候则仅仅因为她想念我，想知道我还好吗，想让我熟知她生活中的事情，还想充满深情地直接向我表达她的爱和感激。我发现自己永远很乐意在电话里听到她的声音。对我们俩任何一个来说，很难在情感上记得我们相聚的早期有多么艰难。

自从唐娜在20世纪90年代慢慢与我分离，她就开始在另外几位治疗师那里咨询。这是综合了她与我的地理距离、她轻度的驾驶恐惧、以及她对是否也能够和其他人进行治疗性工作的好奇这几个因素后作出的决定。她的某些经验是失败的，但有几个却进展顺利。将他人用作支持性资源的能力是她治疗早期的主要成果之一。随着女儿度过了她自己的青春期分离以及对父母离异的反应，唐娜产生了预计中的痛苦，她在恰当的指引下向外求助。她见了一位慈爱而能干的治疗师许多个月，他曾经是我的学生，在他的推荐下，唐娜参加了一个辩证行为治疗小组(Linehan,),她发现很有帮助。她对自己的成就感觉良好，也为她的女儿感到骄傲，并且对自己如此奋力争取的改变充满欣赏。

我相信唐娜在与我的长期合作中获得了本质而持久的进步。她依旧会因为众多的焦虑、不时的偏执念头以及有时候的癌症恐惧复发而受苦。她正发现女儿的青春期也是一个挑战，但是这种家长式的反应几乎不带有病理性。尽管没有人会选择唐娜作为精神健康的典范人物，但也不会有哪个新认识的人立刻发现唐娜有或曾经有过严重的精神问题。我有一个几个月前偶然遇见唐娜的同事说她是一个“古怪而可爱”的人。几年前她的一位朋友问她是否可以来找我做治疗，因为她很羡慕唐娜，并且接受她的建议将治疗作为一种她某些问题可能的帮助来源。

事实上，唐娜可以读到这一章，她也热心地答应这次如此内容详细的公开，在我看来这证明了她的自我接纳，她对自己的成长和成熟的利他主义精神感到骄傲。她希望她的故事将激发治疗师们对他们最为病态和麻烦的病人保持信心，相信一种朝向成长的天然动力最终将在病人们努力理解和包容那些中毒、恐惧和混乱情感的情况下出现。在我告诉她我详细描写了我们的工作之前，她就曾对我提过她也在考虑将自己生活的记述写出来出版一类的事情。

我还有其他几个依然保持联系的“长长程”病人，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分离都是非常深层次的瓦解，以至于假如可能的话就不让他们承受这样的压力。(对我来说明显运用了首要的希波克拉底原则［新医生入行时所立的誓言］——“首先是不能造成伤害”，这正是对那些对丧失、忽视和分离有深层倒退反应的病人禁用短程治疗的原因。)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我的大部分同行似乎也都有一小把这样的病人，通常都是在他们参加临床工作的早期就会拥有这样的病人，这些治疗师因良心使然而从来不会合理化地抛开病人。那些几十年来和我保持一定联系的人们全都经过了最初几年每周至少见我2次、然后逐渐减少到每周1次或更少的历程。除了见证他们每个人成长的欣喜以外，和他们一起工作最大的满足感，就是阻止了创伤代际传递所获得的快乐了(Main,Kaplan,Cassidy,)。

把唐娜的故事写出来最令人满意的一点在于有个机会展现对一个困难病人治疗的成功。但是我想强调我并没有认为我的经历与众不同。大部分精神动力学治疗师都治疗过他们自己的唐娜，同样有效地将精神分析理论包含的耐心、坚韧及安慰相结合。对于治疗师来说，这类病人提供了一次完整的专业教育。不幸的是，我们的专业成就从未得以转化为精神健康的官方数据，部分因为独立开业的保密本质，也部分因为许多治疗师实质上对这些极麻烦的病人所作的正是预防其发作。一个治疗师几乎无法提供可靠的证据来说明自己阻止过的自杀人数、或避免过的精神病爆发数量、或使住院变得没有必要的次数、又或让受虐儿童不再受苦的数目。

我们这种在精神健康机构中工作过一定量时间的人已经看过像唐娜一样的众多病人来来去去。他们在陷入危机时到来，激怒和耗尽那些试图接触他们的工作人员的精力，他们还诱发出机构的反移情，既包括控制政策也包括拒收政策，这对他们没有长远的好处，反而只是筑起他们对权威机构的绝望与敌意。他们最初以病态的青少年面目出现，然后转变为病态成人，他们有着通过与孩子共生来治愈自己的强大幻想。他们不能很好地对待孩子，耗尽了朋友和亲戚的资源。他们一个接一个在医生那里消费医生们钟爱的药物。他们变成“旋转门(revolvingdoor)”式的病人(译者注：反复进出治疗机构而不能治愈的病人)，在发展道路上的每一次重要事件中，他们都会岀现可预知的崩溃，他们的疾病都因为紧急治疗和住院治疗而耗费好几万美金(通常是公费的)。他们的医疗记录变得和电话黄页一样厚。然而一旦安全地投入到一次心理治疗过程中，哪怕是一个精神病性的错乱病人，也通常能够因为拥有一个倾情投入的治疗师而避免住院。假如我们的治疗构想一直能获得成功，并且我们防止无休止的心理疾病循环重复的愿望能够实现，那么我们的精神健康政策一定要为唐娜这样的病人提供更多空间。

注釋

1.这一章是在McWilliams()发表的关于唐娜的文章基础上扩展而成的。我很感谢霍沃思出版社(TheHaworthPress)允许我在这里发表扩展和更新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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