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祖承，中共党员。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曾担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精神医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一直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工作。年-年担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从事精神卫生工作50余年,亲历新中国成立后至今的精神卫生事业发展时代，包括精神药物治疗时代、生物-社会防治时代、生物-心理-社会时代、神经医学-预防全程服务时代。致力于精神科临床的研究及教学工作，尤其是精神药物的临床治疗、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和精神医学跨文化的临床研究。擅长东方的森田和内观等心理治疗。在国内首先提出精神药物的时点调查法、精神药物所致心肌损害等不良反应的系列研究和处理，并引进和推广《内观疗法》和《森田疗法》,是中国精神卫生《内观疗法》的奠基者和开创者。曾经荣获日本森田正马奨（）、中国杰出精神科医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终身成就奨（）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特别贡献奨（）、中国内观疗法疗法终身成就奨（）、中国有突出贡献的森田疗法专家（）等。
一，我选择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和精神科工作，这是一个相对较为偏门的专业
我是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医疗系的。年，我到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实习，也就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前身。首次进病房的时候，碰到一位病人，是一位电影剧本的作者，非常聪明、话很多，容易激动和兴奋。我和她交流，发现她的精神疾病的症状很广泛，不仅涉及医学方面的内容，而且和人文、社会、关系密切。
法国大作家雨果有句名言，他说：“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心。”我也喜欢探索人的心灵。
“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男女在痛苦的深渊中生活着，他们能听见别人所听不到的声音，也能看到人家眼睛所看不到的形象，他们更能想到许多超乎情理的离奇思想。他们有时表面上露着笑容，可是内心却蕴藏着痛苦，他们有时表面上缄默镇静，但内在的思想却似万马奔腾……他们整个的生活已脱离了现实的规范，从而进入不可控制的幻想中去了。这些人便是世界上最不幸的精神病患者，更不幸的是人们一向给他们一个可怕的名称：“疯子”。我国精神医学权威粟宗华教授说过番话：“精神病人的病史是用血和泪写成的”，这句话，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年，我们毕业后分配就业时，有两个学科是没有人报名的，一是麻风病科——那时麻风病很可怕，感染以后，一生一世就完了，很多人害怕，不敢去；二是精神科，没有人愿意做，原因是怕被打，甚至会被打伤打死。大部分人都不敢选择。那时，我对研究人的心理问题深深吸引，自愿要求进入精神科。
二，解放后，上海精神卫生事业飞速发展
我国精神科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逐渐步入正轨，精神卫生事业大发展。年，上海筹组首届神经精神科师资进修班。年，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卫生局高瞻远瞩，与上海第一医学院、第二医学院一起行动，在我国精神医学先驱之一粟宗华教授的设计和夏镇夷教授支持下，上海市精神科人才汇聚，来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联合”：筹建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以前我们精神科的力量是分散的，医院以后，上海精神卫生事业从此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很快，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就成为上海市精神科的医疗、教学和科研中心，吸引全国各地的进修医生，在上世纪60年代成为全国精神科最有影响的单位之一。
在这里，特别要提的是“三级防治网络”的组织。因为在临床工作中发现，精神病人病情反复，有一个漫长的康复过程，必须巩固治疗。医院的力量是不够的，要解决精神病人的住院难，必须建立一个覆盖全市的三级工作网络，让更多患者得到有效治疗，让他们“有家可归”。因此，上海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病社区防治网：在各区县培训精神医学人才，在每个区设立一个精神病防治站，然后在各个区的各个地段设置精神病康复站，平均每个区有十几个康复站，当时全市共有10个区县防治站与多个康复站，形成一张纵横上海的社区精神病防治网络。
上世纪8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来上海参观时，对这一网络给予充分肯定，并称之为“上海模式”—上海在全国最早建立这样的精神卫生工作模式，代表着上海精神卫生事业的起步之快，因此也获得当时卫生部的表扬。
之后的几十年，在市精神卫生中心和各区精神卫生中心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市精神卫生的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康复、心理咨询和治疗及对外学术交流等各个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全国精神医学的“领头羊”。
病例讨论
三，在推进全社会对精神卫生认识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党和国家对精神病人的关怀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上海市精神病防治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全市各郊县精神病防治院，对当时被“关锁”在家中的精神病患者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共发现被“关锁”患者达人，主要遍布于金山、崇明、奉贤、南汇等远郊县，他们大多为精神分裂症。对医学知识的缺乏与无法承担医疗费用等问题，导致这些精神病患者的家属“出此下策”，以防患者自伤与伤人。
早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抗精神病药物被引入我国，但当时国内对这类药物的作用特点和疗效尚不完全清楚。上海率先开展精神药物的临床毒理研究，进行动物实验和病理解剖，并发表一系列高质量的试验论文。面对“关锁”病人的沉重问题，当时的上海市精神病防治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严和骎教授找到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与之共同开展“上海市九县一区使用长效安定剂——安度利可治疗慢性关锁精神病人”的科研工作。由西安杨森免费提供药物，经过两年时间的治疗，位患者的病情全部得到有效控制，他们身上的锁链终于被解开了。
年11月，“氟哌啶醇葵酸酯治疗精神分裂症难治病例”的论文报告在全国精神药理会议上获得一等奖。而这样一个“解锁工程”更是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我记得严教授说过，当他们再次前往这些郊区县随访时，每到一处病家，那里的患者或家人都会在门口鞠躬作揖，热泪盈眶。
正如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精神分裂症的含义，整个社会也很少给予精神病患者家属以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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